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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靖帝登基的那一年，几乎没人看好他能在这个位置上稳坐太久。即使如此，三年之后，他用一百八十根命杖彻底打破了所有的质疑，向天下宣告了谁才是那个真正的天子。
回顾历史，1521年，明朝的武宗朱厚照突然去世，没有留下继承人。皇宫内一片空白，京城内所有人都保持沉默，不敢轻举妄动。第二天，内阁首辅杨廷和紧急召集了六部九卿，商议立兴献王之子朱厚熜继承大统。这是内阁的决定，不是太后的意见，也不是宗室和百官的主张。朱厚熜虽然并非嫡子，他是明英宗的庶长子，封地在外。尽管从宗法角度来看他具备继位资格，但从礼制上讲，他必须与亲生父亲断绝关系，过继给孝宗，才能继位。
展开剩余83%然而，问题正是出在这里。朱厚熜进京三日，住进奉天殿，他清楚表达了自己不愿意与父亲的关系断绝，拒绝认孝宗为父亲。这些话虽然没有当面说出口，却在宫中流传开来。大家都知道，这场争斗才刚刚开始。
1522年春，礼部起草诏书，将朱厚熜称为“皇侄”。面对诏书，朱厚熜在御座上足足看了半个时辰，既没有批准，也没有斥责，只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改了再送。”第二天，礼部尚书毛纪因拒绝修改称谓和不肯下跪，请辞，第三天便被罢免。接下来的三个月里，五十多名大臣纷纷上疏，坚持祖制，要求遵循传统。杨廷和亲自撰写了奏疏，言辞严厉：“承大统者，应承宗祧，不能有所私情。”然而，嘉靖帝依旧不为所动。
外廷传言，嘉靖每天的生活就是读书、抄经、祭祀自己的父亲——兴献王，而不是孝宗。到了1523年，嘉靖终于忍无可忍，他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。命张璁、桂萼重新起草诏书，将生父称为“皇考”，这实际上是推翻了明朝开国时确立的礼制。杨廷和再次进谏：“不可私父称皇。”但朱厚熜始终沉默，只让杨廷和“退下休养”。这是明面上的罢相，实则内廷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分裂。以杨廷和、夏言、杨慎为首的老一派，坚持皇统优先；而张璁、桂萼则代表了支持嘉靖的“新党”。大家都知道，这场争斗注定不会仅仅止于书面上的争论。
1524年7月，朱厚熜发布一道圣旨，明确将生父兴献王尊为“睿宗献皇帝”，母亲为“章圣皇太后”，并命太庙供奉祭祀。此举不仅是对杨廷和派的挑战，更是向整个朝廷宣战。7月12日，诏书送出，第二天，给事中史孟麟率先上疏反对。嘉靖帝毫不犹豫地批示：“不准。”接下来的几天，数十份奏折陆续送到奉天殿，均无一人支持。7月14日凌晨，左顺门外跪满了220多名文官，全部衣冠整齐，伏地如磐。杨慎带头高喊：“陛下应以天下为重，不可悖逆祖训。”此时，禁军和太监均不敢出手阻止，宫中只剩下滔天的哭声。
然而，朱厚熜没有做出回应，只命人拉下帘子，自己悄然坐在帘后，听着文官们的诉求持续了五个小时。直到傍晚，诏令终于下达，命令即刻执行：“四品以上停职待命，五品以下交锦衣卫处理。”这是明朝中期最冷酷的一道命令。锦衣卫随即行动，王元春带领队伍冲入左顺门，手持廷杖，命令百官分列跪伏，宣旨后立刻开始行刑。那天的大雨让泥地里血水与脚印混杂，场面惨不忍睹。命杖虽是铁皮包裹，但每一棍落下，骨裂的声音清晰可闻。最终，180余名官员受杖，17人当场死于刑下，尸体堆积在东华门口，直到深夜才被抬走。杨慎满脸鲜血，牙齿尽失，昏迷三日后被流放云南，史称“折骨如薪，十不活一”。这一夜，反对的声音彻底消失。
朱厚熜冷冷地说道：“从今日起，不许再言礼议。”左顺门血案后，朝堂空了三日，没人敢议政，没人敢再跪。7月25日，张璁和桂萼进殿，奏请定献皇帝庙号。嘉靖点头，只淡淡说了一句：“睿宗。”八月初七，太庙增设了祭祀室，并在新主庙前张贴匾额，正式供奉新主。历史的篇章也随之改写，朱厚熜从此被尊为“世宗睿皇帝”。
嘉靖三年，张璁与桂萼先后担任首辅，迅速重用与自己立场一致的官员，改变了整个内阁结构。所有支持嘉靖的人都无一反对称父为“皇考”，礼部也开始重新修订祭祀仪轨，历史资料也被张璁指示进行改动，原本的“继统”被改为“嗣位”。全国官学讲堂的讲义也随之更改，任何不执行的新法的官员都将被流放，甚至在南直隶、浙江、福建等地，仍有官员抗命，最终被削职流放。
曾经站在朝堂上反对的老臣，如杨廷和，最终都选择沉默。而新的权力结构已经彻底定型，皇权的强势，彻底压制了文官的声音。这个夜晚，史书冷静地记录：“群臣伏阙谏，不纳，遂杖。”没有人再问为什么跪，甚至没有人再提“孝宗”的名字。
嘉靖帝统治期间，不仅改变了太庙的制度，重塑了官场结构，也通过每一步的决策，践行了自己的意志。他的胜利不仅仅是在称号上的改变，更是对历史制度的颠覆。文官阶层逐渐沉沦，士风的变化让曾经的“直言敢谏”成为了一句空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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